刘锋（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）
在近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，“坚持内需主导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”被列为明年经济工作的八项重点任务之首。这与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》中“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”的战略部署一脉相承。这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选择，更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、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背景下，夯实发展安全基础、掌握战略主动的关键举措。
内需市场的“强大”，绝非简单的规模扩张，而是质量、效率、韧性与可持续性的有机统一。当前，中国经济已从要素驱动、投资拉动的传统模式，转向以内需为主导、创新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。在这一转型过程中，我们日益认识到，扩大内需不仅需要周期性的宏观政策发力，还需要不断完善制度保障，构建起坚实、完善、高效的“软基建”。
这套基础设施，如同经济运行的基本操作系统，支撑着市场主体之间互动、交易与创新，深刻影响着居民和企业的信心、预期与长期行为。它的核心构成，正是健全的投资者与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、有效的反垄断与市场竞争机制，以及高效、有力的法治体系。
数据显示，我国经济正在构建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。2021年至2024年，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86.4%。2025年前三季度，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.5%，消费继续发挥经济增长主引擎作用。
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、完整的产业体系与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，内需潜力巨大。但与此同时，还存在一些制约内需潜能充分释放的因素。同时，居民消费有待进一步提振；民间投资活力在某些领域也还需进一步激活，相关制度建设和市场机制需要持续优化。
与道路、桥梁、网络等“硬性基础设施”不同，“软基建”则是制度安排与市场机制。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经验反复证明，强大的国内市场必然建立在完善的法治与市场机制之上。这套系统能降低交易成本，提升经济运行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，使得资源能够更有效地配置于创新与价值创造。
因此，在进行短期需求管理的同时，还需注重长期的制度改革，构建有利于创新创造的营商环境，是激活内需深层动力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路径。这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并持续推进规则、信用与法治建设。
一个强大国内市场的生命力，源于无数市场主体的蓬勃创新与竞争。而这需要不断优化市场竞争秩序，持续完善市场竞争规则。
首先，应推动充分竞争，破除市场准入壁垒。当前，仍需着力清理一些市场领域的隐性壁垒和歧视性规定，全面落实“全国一张清单”管理模式。这不仅是给企业以同样的“起跑线”，更是为了通过充分竞争，优胜劣汰，最终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、多元的产品与服务。
其次，投资者与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，是市场信心的“压舱石”。对投资者而言，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持续有效保护，直接关系到社会资本能否顺畅、安心地进入实体经济。这需要完善公司治理，强化信息披露。对消费者而言，健全的惩罚性赔偿、便捷的权益保护机制以及严格的产品质量与安全监管，能有效降低其“预防性担忧”，从而敢于消费、乐于消费。
再者，还需优化促进有序竞争的相关机制，维持市场活力。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，资本集中、平台垄断、“赢家通吃”等现象可能抑制创新、损害消费者福利、挤压中小经营者空间。因此，应依法推进反垄断监管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。同时，应不断优化市场竞争机制，清理和调整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有序竞争的各种措施，确保市场始终保有新陈代谢的活力，为新进入者和新模式留下空间。
最后，不断完善法治体系，提升监管能力与效率。一方面，在立法上需增强科学性与前瞻性，对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及时作出法律回应。另一方面，执法则需规范化、精准化，持续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。如此，市场规则才能更顺畅地运行，成为人们内心敬畏、行为遵从的准则。
强大的国内市场也应该是开放型的市场，为了提升国内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，还应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。如通过制度型开放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、自由贸易港等先行区域，率先开展“监管沙盒”试点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，推动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。
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，监管手段也应有所升级。如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，构建“穿透式”数字化监管体系，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，对市场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风险预警，实现从“事后处罚”向“事前事中预警”的转变。
建设强大国内市场，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。它既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适时调控，更需要微观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。重视制度保障，持续用力、久久为功，能持续优化经济治理，稳定市场主体预期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。从精心设计的法律条文到高效运转的执法网络，从对消费者权益的细致呵护到对垄断行为的精准规制，复杂而精密的制度保障，正如同无形却坚韧的神经网络，链接着亿万市场主体的信心与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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