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10月,武汉会战刚落幕,中国正面战场的枪声忽然变得稀疏,大片国土却已被敌军踩在脚下。蒋介石撤往重庆,只剩西南西北一隅稳得住;另一边,敌后战场却像雨后长草,力量在悄悄长大。谁来接管华北这块刀口上的空白地带?是谁在午夜悄悄布棋,决定河北、察哈尔的未来走向?答案不止一个,故事也不止一层。
一边是蒋介石要在敌后插旗,主张把游击战打到日本控制区;另一边是八路军已经在敌后扎下根,农村里搭起根据地。到底是抢地盘还是抗侵略?争论马上起。蒋介石看中河北、察哈尔,理由很直接:山西已经是八路军的强项,去那边容易碰硬,去冀察也许能抢先卡位。问题是,那里早就不是一张白纸,旧势力还在,民军、保安团、土匪余部,各有算盘。谁能拧成一股绳,谁又会暗中使劲?先不急揭底,先看棋盘怎么摆。
顺着时间往回走。1933年,日本挑起事端,中央军与东北军从平津和河北撤出,由第29军的宋哲元来“接班”。到了1937年卢沟桥之夜,宋部被迫败退,中央军刘峙来援也没顶住,河北、察哈尔的正规军相继撤离。然而地面上并没空着,留下三股不小的力量。
第一股,是张荫梧在保定一带搞起来的“河北民军”。他早年跟过阎锡山,做过北平警备司令和师长,中原大战后回乡,办了个“四存中学”,名为办学,实则练兵。抗战一开打,他以抗敌为名扩队伍,很快从几千膨胀到上万,又得到第一战区的背书,到1938年夏,号称三万余。
第二股,是孙殿英的冀北民军。他出身草莽,跟过冯玉祥,投过蒋介石,最出名是盗挖清东陵,既丢脸也发家。后来被任命去青海屯垦,结果在宁夏被围殲,兵败后躲在太原。抗战爆发后,宋哲元让他出面重整冀北民军,他把旧部、溃兵、土匪都收拢到冀南山区的武安、涉县一带,凑到两万。
第三股,是石友三。外号“倒戈将军”,从冯玉祥的马夫一路做上将领,也一路换队友。他曾靠宋哲元的关系在冀北办民团,还暗中勾连过日方和殷汝耕,吸收了一些东北军遗留部队。抗战后,他以三个保安团组了第181师,又把高树勋的河北民军编成新编第6师,1938年3月合成第69军。
老百姓的反应很直白:旗子越多,心越乱。村口今天来的是民军,明天换成保安团,再下一周就是新兵团,大家只想过日子,但风声越刮越大。
表面看,1938年秋天像是出现了一个“稳定方案”。蒋介石派了河北省主席兼游击司令、同时也是河北省党部主任的鹿钟麟进场,他是冯玉祥麾下“五虎将”之一,有名望有招牌。9月他到河北后,开始整合队伍,11月28日冀察游击战区成立,鹿钟麟兼任战区总司令,张荫梧、石友三等纷纷归拢,一下子号称十万人的武装成形。旗号一挂,架子一搭,仿佛秩序回来了。
但所谓的平静,多半是纸面上的。真正棘手的是人心和成分。张荫梧的队伍像滚雪球,兵源杂,训练短;孙殿英的底子是土匪化的地方势力,纪律是软肋;石友三更复杂,曾多次倒戈,早前还被指与殷汝耕和日方有过勾连,这些履历让人心里打鼓。把这样的三股力量揉在一起,像把三种面团混成一个馒头,看起来个头大,蒸起来可能外熟里生。
反方声音这时就冒出来了:有人质疑,这一锅大杂烩是为了抗日,还是为了防“后院起火”?毕竟八路军在敌后扩展很快,群众基础逐步扎牢,蒋介石此举是不是先把人头凑齐、把旗插稳,至于打仗效果再说?也有人担心,“游击战”变成“游走战”,跑得多、打得少,任由日本坐收渔利。怀疑不止来自民间,也来自一些同行将领,对彼此的信任值有限。
再看当时的地面状况。河北、察哈尔到处是断裂的交通线和稀薄的补给,日军据点像钉子,乡村像布,钉子密,布易破。游击战要靠地形、人情、组织力。八路军的做法是“针线活”,把村镇串起来、把情报织起来;而国民党这边临时拼团,一来就要“拉大旗”,但细节如后勤、联络、纪律、上下统一指挥,都需要时间磨合。假性平静的背后,是一场持久的协调考验。
转折点出现在战区正式挂牌的那天。1938年11月28日,冀察游击战区官宣成立,鹿钟麟挂帅,训练、招募、整编一环接一环。张荫梧、石友三等力量正式纳入战区,短时间内号称十万武装在册。数字很响亮,队伍看起来一呼百应,仿佛历史按下了快进键,空白地带从此有了“主心骨”。
真相却有另一面。这场整合的内核,除了抗敌,更明显的是政治卡位。最初的悬念“到底是抢地盘还是抗侵略”到了此时有了答案:两者都要。战区一体化让国民党在冀察有了可见的存在感,也把之前分散的地方力量重绑在中央的架子下。伏笔在此收割——选择冀察而不是山西,是绕开八路军的锋芒;拉拢张、石,是用现成班底;鹿钟麟坐镇,是以名望统一口径。这些前面埋下的点,在这一天集中释放。
矛盾也随之被推向顶峰。八路军与国民党在敌后谁来主导的问题更尖锐;内部的将领彼此制衡,谁听谁的、谁守纪律、谁抢资源,火药味十足;日军在据点边上虎视眈眈,一旦游击战打出声响,报复和“扫荡”随时上门。表面是整合成功,内里是多重博弈同时开场。
战区挂牌后,局面看似缓缓稳定,旗号统一、口令统一、新闻也统一。但越到细处,越能看到暗藏的更大危机。混编部队磨合需要时间,补给和兵源要靠地方,自身纪律要过关,不然一打就散。河北的冬天来得快、地形碎、据点多,游击要灵、要稳、要准,十万的规模未必自动变成十万的战力。
意外障碍也不断冒头。旧账新账在一些指挥员之间翻涌,石友三的历史让人防备,孙殿英的名声让人摇头,张荫梧的“滚雪球”式扩军让人担心质量;群众的支持是游击战的命根子,但名声不佳的队伍进村,可能吃闭门羹,情报网络也就打不上去。外部压力更是硬,日军据点的“扫荡”策略,把游击队逼到不断转移,后勤线一断,士气就会漏气。
分歧于是加深。国民党要的是在华北有牌面、有声音;八路军要的是在敌后持续经营、深耕群众;地方武装要的是活路、地盘与现实利益。三方立场越拉越远,不仅在理念上不同,在具体做法上也各显章法:有人强调服从统一指挥,有人主张相对独立行动;有人重视政治动员,有人更看重地盘保有。和解并非不可能,但代价很高,时间也不等人。事态表面缓解,实则每一步都踩在薄冰上。
直接说一句,数字漂亮不等于打得漂亮。有人主张“人多就能赢”,还有人信“旗多就有势”,这套听起来响亮,用起来费劲。看着冀察战区的大整合,夸一句真能动员,可细看就会问:到底是为了抗日,还是为了管人?说是游击战,别变成游游走走的“巡游战”。前面说要统一,后面却各打各的,这不就是嘴上整合、脚下分家?假装夸奖一句,组织能力确实强,能把这么多不同路数的人拢在一锅里;但要是锅里全是不同火候的料,炖出来的味道能不能入口,还得打个问号。
讲到这儿,抛个尖锐问题:在敌后,究竟该先把队伍做精、深耕群众,还是先把队伍做大、扩张版图?一方说没有规模就没有存在感,另一方说没有纪律和民心,规模就是空架子。把两者硬凑在一起,是不是既失了人心又耽误了战机?欢迎说说,你更看重“多”还是更看重“准”?这笔账,应该怎么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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